未来网 | 周洪宇谈反校园欺凌立:可能性很小
来源:未来网    时间:2017-09-05    浏览:51

       未来网北京3月3日电(记者 贺卓辉)“法律很少是因为某种行为而制定的,而是聚焦于一类共性行为,所以现在谈反校园欺凌立法,我认为可能性较小。”

  在谈及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理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认为,应该将校园欺凌纳入到校园安全的范畴,从更大层面上来制定法律是比较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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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接受记者采访。未来网记者贺卓辉 摄

  

       最近,由人大附中等四所中学提交的“提案”被全国政协委员谢朝华正式接受,经修改后将提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同时,这一“提案”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中学生特别建议完善校园欺凌的时候处理和预防再犯体系。具体实施方法包括:制定反校园欺凌法,对未追究刑事责任的青少年建立社工服务制度,建立学校义务调查和报告制度。

 周洪宇认为,制定反校园欺凌法在当前实现的可能性较小,但可以放到更加广泛的范畴内如校园安全层面进行立法尝试。鉴于立法工作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先通过国务院颁布条例的形式先行解决亟待解决的校园欺凌问题。而对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青少年建立社工服务制度和建立学校义务调查和报告制度是当务之急。

       学校老师缺乏校园欺凌的“意识和知识”

  提到校园欺凌,很多人会想到“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经过校方的调查,最终认定结果为非校园暴力。而在很多老师眼中,校园欺凌常常被认定为同学之间的打闹。

  周洪宇认为,很多老师虽然知道校园暴力,但并不真的了解校园暴力。校园暴力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实际上很多老师并不能说得上来。

  “还有一方面,老师从学校自身声誉的角度考虑,总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过与家长协商,将校园欺凌事件息事宁人。”周洪宇说道。

  2014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对校园欺凌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校园欺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事件,损害了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

  周洪宇认为,目前关于校园欺凌的界定还有些宽泛,应该进行等级细化,不能笼统惩戒。

  “比如,美国佛蒙特州的防治校园欺凌规定,对于轻微校园欺凌事件进行轻微处理,而对于稍微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则要对施暴学生进行转学处理,而严重的情况则要交由社区处理。”周洪宇认为,校园欺凌不能一刀切,笼统惩戒。

  校园欺凌评定,究竟谁来做?

  建立校园欺凌调查和报告制度,周洪宇认为很有必要。

  “学校有责任向社会报告,将统计结果向社会知晓,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共同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处理。”

  学校是否具备调查和报告的能力和责任?周洪宇认为,校园欺凌的调查和界定不能学校说了算,应该请专业的部门和具有社会公正意识的专业工作者来参与。针对未成年人的校园欺凌,应该从法理和情理两个维度来综合考量。

 而校园欺凌界定边界的模糊导致的结果是,你眼中的校园欺凌,在另一方看来并非如此。

  “所以就需要社会力量来参与,允许不同群体发出声音,让学校和社会都具有申辩权利,在磨合中形成关于校园欺凌概念界定的共识。”周洪宇表示。

       校长在必要时引咎辞职

  遇到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校长是否在必要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周洪宇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尤其是发生严重校园欺凌案件时,校长要引咎辞职。

  “具体来说要分不同的情况。”周洪宇认为,首先要判断校长是否进行了相关的生命教育和安全教育,如果没有,校长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即使进行了相关教育,也并不代表校长可以免责。如果相关的教育在实际评估中并没有起到相应作用,依旧要追究校长的责任。

  校园欺凌不仅仅是学校责任

  周洪宇认为,并不是有了相关规定就可以防止校园欺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政策只能让青少年免于受到校园外的伤害,但并不能解决未成年人之间的欺凌现象。

  “美国和德国的校园伤害和欺凌事件也很严重,所以并不是法律出台就能解决问题。”周洪宇认为,校园欺凌立法只能提供一个依据,而具有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往往解决问题更加迅速也更加现实。

  而解决校园欺凌现象,需要学校和行政部门共同努力,不应该将责任全部归结到学校。

 家长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周洪宇认为,很多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其实 是家长的失职和缺失。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长华也认为,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都有关于父母监护教育责任的专门条款。对于未成年人犯8种严重犯罪,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应该对父母给予法律追究。王长华认为,在法律层面,除了父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可以考虑对父母实行“罚金”等刑事处罚,以警示父母的监护教育责任。

      法律下调行政拘留年龄要慎重

  前不久,最高检通报的全国检察机关办理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情况显示: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件,批准逮捕1114件,不批准逮捕759件,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697件,起诉2337件,不起诉50件。

  而最高法通报的数据:2013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显示,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高中生及职高身份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较高,其中:涉案小学生占2.52%,初中生占33.96%,高中生占22.64%,职业技术学校及职业高中生占26.74%,参与作案的无业人员占11.95。

  近日,公安部拟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从16岁将至14岁,这一措施也引发了争议。

  周洪宇认为,对于降低行政拘留年龄相关部门要谨慎处理。事实上,校园欺凌是一个长期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不能因为“熊孩子”在16岁以下就降低年龄。

“如果‘熊孩子’在12岁以下,或者十岁以下,是不是要将年龄下降到十岁?”周洪宇认为,不能因为法律主角的年龄因素而降低处罚年龄。

  周洪宇更倾向于维持《未成年人保护法》现有的规定,因为当时在设立这部法律的时候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但是今后不排除有可能根据儿童身心发展水平和实际的发展程度进行调整,但问题的思考应该是在未来,而非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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